大同作为两汉要塞、北魏京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演绎出无数灿烂辉煌的活剧。公元前三世纪,即 2300 年前,赵武灵王开疆拓土,在大同地区建立代、云中、雁门三郡。西晋永嘉七年,即公元 313 年,拓跋部首领代王猗卢定汉代平旧城为代国南都。天兴元年,即公元398 年,北魏王朝定都平城。凭借历史的契机,边陲平城走到了时代的最前列,在将近一个世纪中成为中国整个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华夏向往和仰慕的圣地。北魏王朝的崛起,结束了中国北方自东汉以来长期动乱分裂的局面,形成了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确定了中华特色的多民族发展的历史走向,开启了大唐盛世走来的序幕。自辽重熙 13年,即公元 1044 年始,平城作为辽、金陪都,历时长达 190 年。具有帝都王气文脉的大同,历史上作为京都、陪都的时间长达 410 年。进入明代,平城作为大明帝国神京门户,巍然军事重镇,由徐达大将军督造,在魏、唐、辽、金、元旧城基础上增扩而成今日遗存之明代古城。辉煌的历史为大同积淀了深厚的城市记忆。漫漫岁月,大同遭受过无数次战争的洗礼,一次又一次受到重创,一次又一次重新崛起,一次又一次积累辉煌,打不垮,毁不掉,灭不了,是一座不朽之城。基于这样一个丰厚的历史渊源,1982 年大同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不可复制的稀缺资源,深入自己血脉的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看得见的只有文化成果的遗产,而几千年的文明史,失去的东西比保存下来的多得多。文化遗产记录了历史的脚步,有文化遗产才有今天展示古文明的可能。大同古城中一片片历史街区、一条条古老街巷、一座座传统建筑,就像一部部史书,一卷卷档案,记录着城市的沧桑岁月,贮存着城市的文化信息,见证着城市的历史足迹。一个没有文化遗产的城市,虽然它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它仍然是浅薄的。文化遗产决定一个城市的文化高度。正如美国芒福德先生所说,“历史性城市,凭它本身的条件,由于它历史悠久,巨大而丰富,比任何别的地方保留着更多更大的文化标本珍品。”[1]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没有把承载着城市灵魂的文化遗产奉若神明,而是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不断地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毁灭性的破坏。特别是近三十年,我们以急于改变贫穷的浮躁心态,把珍贵的文化遗产浅薄化,思想平庸、文化稀薄、格调低下的建设性破坏,弥漫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已经到了最危险、最紧迫、最关键的时刻。
         2008 年,大同市委、市政府作出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决定,大同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实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决议,大同名城保护和复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两年多来,大同一直积极探索和实践名城古都保护与复兴之路,概括起来就是“六个基本走向”:
         一、从旧城改造走向古城保护,以更先进的理念去指导名城古都保护的未来
         旧城改造是破坏历史文化名城最锐利的武器。旧城改造就是大拆大建,推倒重来,所谓“砸烂一个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旧城区是城市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方,是文化名城保护的基本范畴,但往往又是房地产开发争夺的黄金地段。在市场经济时代,衰落的文化古城远远不是强势的商业文化的对手,伴随着“隆隆”的推土机声,一片片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民居被无情摧毁。值得深思的是,许多建设性破坏是在“名城保护”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2006 年,某院校为大同文化名城所作的保护规划,城墙周边作为名城保护建控地带许可建设多层建筑。正是有了这种“理论”的支持,才有地方政府和企业放开手脚的大规模破坏性建设。旧城改造,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2008 年,大同市政府废止了“旧城改造”的提法,代之以古城保护的先进理念。政府发布通告,勒令古城保护范围内的旧城改造项目全部停工,60 多个开发改造项目被紧急叫停,古城保护工程全面启动。保护,就是坚持文化遗产的主体地位,一切以保护文化遗产为纲,最大限度地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信息,保护遗产的文化基因。首批启动的保护项目有华严寺、善化寺、清真寺、法华寺、文庙、关帝庙、纯阳宫、帝君庙、东城墙等建筑群体,对这些建筑群保护范围内的破坏性建设全部拆除,一点一滴地扩大和保护城市记忆的特征。保护,就是要强化文化遗产代代传承的责任。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并非我们独享的专利,我们还应当完整地将它们移交给后代,一代一代积累传承。我们没有毁坏的权利,只有不遗余力保护的责任,在传承和守望中合理利用。文化遗产是“集体的记忆”,要唤起全社会文化遗存保护的责任和情怀,强化文化保护的公众参与,建立普遍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共识。保护,就是不断清除建设性破坏的肌瘤,恢复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和真实性,“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态留存并传承下来,它是我们民族独立品格的历史见证”。[2]
         二、从单体保护走向整体保护,以更全面的认识去深化名城古都保护的内涵
         名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仅仅注重保护文化遗产单体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割断了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一处处文化遗产就沦为“文化孤岛”。文化遗产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文态环境,城市文化空间被肢解,历史文脉被割裂,严重弱化了城市的文化身份和高贵价值,使厚重的城市文化积淀变得孤独、浅薄和单调。只有零碎的文化遗产,单个建筑孤立,“独木不成林”,文化名城其实已经名存实亡。城市和人一样,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有了生命,越是历史悠久的城市,其文化积淀越是深厚,生命体系越是完整。正如生命体的发展离不开母体遗传信息的传递一样,文化名城也离不开它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环境氛围。建筑是人创造的,人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审美渗透到建筑里去了,它就是一个有灵魂的“人”,用自己的生命诉说历史。一座形单影只的古建筑,周围都是新建筑,把它团团围困,那么大的压迫感,它的呼吸很困难,生存也很困难,持续发展更困难。因而文化名城保护的第一层次、第一标准、第一境界、第一规范应当是整体保护,包括文化遗产的文态、生态环境。历史造成的无奈,整体保护无从谈起,退而求其次,才是历史街区的保护。对于历史文化城市的保护,现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对整个城市加以保护,像埃及的开罗、意大利的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德国的吕贝克、中国的平遥古城等,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供了成功的案例。
         名城保护的核心和灵魂,在于它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名城保护永远不能说晚,理想永远不能放弃。“桑榆未晚,来者可追”。一个拥有完整历史风貌古城的城市,才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名城。两年多来,大同致力于保护文化名城整体,保护范围北至操场城街,南至北都街,东至御河西路,西至魏都大道,面积约4.8平方公里。在这个范围内,没有建设控制地带,没有环境协调区,全部划定为保护区域。该区域内对古城风貌造成严重破坏的多层建筑,全部列入拆除范围,目前已拆迁近 300 万平米。所有历史文化遗产全部划定为保护对象,尽最大可能保留其历史文化信息,恢复古代城市水平的基本格局。有人提出异议,这样拆迁是否成本太高,会造成社会财富的严重浪费。其实,大同古城保护范围内的多层建筑基本为垃圾建筑,是人居环境极差的危房,无论搞不搞古城保护都在拆迁范围,区别只在于拆除出来的城市空间干什么,是用于古城保护,还是用于商业开发。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才是最大的浪费。一个政府最怕的是目光短浅,没有理想,只考虑眼前显性政绩和经济增长指标,缺乏长远历史眼光。短期的行政行为,会毁掉一个城市的价值。
         三、从两相对立走向两全其美,以更宽阔的空间去包容名城古都保护的张力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长期在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夹缝中徘徊,剪不断,理还乱。为了保护,我们划定了保护范围;为了发展,我们划定了建控地带。殊不知,正是建控地带的规范,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被肢解,厚重的历史文化气场被击碎。我们一直试图找到保护与发展的最佳平衡点,但无情的现实一再告诉我们,这是水中月、镜中花。在一个仅有3.28平方公里的古城区,保护与发展是一对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早在五十年代,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就提出北京古城保护的“梁陈方案”,即保护古城,另辟新区,把保护放在古城,把发展放在新区。可惜历史的误会让“梁陈方案”与古老的北京擦肩而过,给中华民族文化保护留下沉重的历史遗憾。2008 年初,大同提出“一轴双城,分开发展; 古今兼顾,新旧两利; 传承文脉,创造特色; 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名城保护基本思路,正是梁思成先生那永远闪烁着时代光辉的城市规划思想的具体实践。立足古城搞保护,跳出古城求发展,把保护与发展分开,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寻求两全其美、互利共赢之路。可以这样讲,大同是中国目前唯一真正意义上按照“梁陈方案”保护古城的城市。
         有人说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生命体,每个时代都应当在城市发展中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记忆,因而在历史文化名城中可以有现代建筑的足迹。这种貌似正确的理论,往往把我们引入歧途。传统建筑是农耕文明的样本,现代建筑是工业文明的结晶,两者在建筑形态、体量、结构上有巨大的差异。农耕文明是一个逐步消失的文明,作为与其伴生几千年的传统建筑己经走向终结。工业革命带来建筑材料的革命,建筑进入现代化、全球化时代。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在历史的拐点发生断裂。作为一个消逝的时代,历史传统建筑遗存就显得格外珍贵。我们拥有的,别人永远不会有,物以稀为贵,正是城市价值的独特体现。工业文明是一个正在发展的文明,别人拥有的,我们将来也会有。农耕时代古城的人口和城市规模,远远不能和现代城市相比。今天大同的建成区己达120平方公里,而古城区仅有3.28平方公里。历史的脚步走到今天,古城是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我们为什么非要和老祖宗较劲,在狭小的古城塞进今天的记忆,去干破坏古城历史风貌的蠢事呢? 登高望天远地宽,我们应当以更宽广的文化视野和空间尺度,去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把传统的记忆放在古城,把现代的记忆放在新区。古城是纯粹的古城,新区是纯粹的新区,一个传统,一个现代,一个古,一个新,两者产生强烈的对比,对比形成强烈的冲突,冲突产生强大的文化张力,张力形成城市的文化魅力,这种魅力震撼你的灵魂,给你带来深刻的思考和绚丽的想象。
         四、从文物造假走向修旧如旧,以更传统的方法去延续名城古都保护的生命
         时近六十余年,在文化遗产遭遇巨大建设性和自然力双重破坏的历史条件下,寻找正确的文化名城保护之路是当务之急。应当看到,中国与西方建筑是有明显差异的。从物质结构层面看,西方以石头结构为主,残垣、孤柱可以露天保存,展示残缺之美。中国以砖木结构为主,屋宇残破不堪难以保存,不加修复就会彻底毁灭。从文化审美层面看,西方以单体高大雄伟取胜,中国以群体神韵意境见长。单体孤存,没有群体连续空间背景,无法体现传统建筑之美。这无论从故宫群体,还是晋商大院、平遥古城,都能找到很好的例证。但大规模修复,又会触动禁止复建的底线,影响文化遗存的原真性,蒙受“文物造假”的责难。其实,文物保护自古以来就有经常保养、局部维修加固、重大修缮和复原重建等方法,这样才使许多重要的建筑得以传承下来。范仲淹一篇千古传颂的《岳阳楼记》,记载的就是庆历四年春(1044 年)对岳阳楼重修的盛事,以及由此引发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情怀。现存之岳阳楼又为清代重修,否则一千多年久远的历史信息就会消失。罗哲文先生讲,现存的古建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经过维修加固,或重大修缮,或重修复建的。可以这样讲,没有历代的修缮、复建,就没有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承。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别“文物造假”“修旧如旧”,不能把文物“修旧如旧”正宗传统方法,不加辨析,笼而统之斥为“文物造假”。
         大同在大规模的古城保护和修复中,遵循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坚持四个基本方法: 1.考证充分。在大量考古发掘、信息收集、调查研究、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寻找历史的依据,传承历史的信息,坚持没有历史依据不设计,没有专家论证不开工。2.遗产本位。文化遗产属于哪个朝代,按哪个朝代的营造法式进行重大修缮、重修复建,不能张冠李戴,“乱点鸳鸯谱”。3.“四原”保存。在修缮、重修、复建中,保存原来的建筑形制、原来的建筑结构、原来的建筑材料、原来的工艺技术。“四原”是鉴别文物造假与修旧如旧的试金石。“四原”又以原来的建筑材料为核心。中国有史以来的传统建筑大都为大木构架,砖木结构的传统作法即为修旧如旧,钢筋水泥的现代制造即为文物造假。英国费尔登教授曾说过“:水泥是古建筑维修工作中的大敌”。[3]4.浑然一体。基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独特价值和审美要求,梁思成先生提出了与《威尼斯宪章》古迹修复可识别性原则不同的主张,修补部分最好要与原貌相协调,新旧浑然一体。我们在古城修复中遵循梁思成先生这个贯穿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建筑修复的规则,坚持修旧如旧,原汁原味,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整体性的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独特的美学价值。
         五、从文化包袱走向产业创新,以更宏大的手笔去占领名城古都保护的高地
         文化名城屡屡遭遇建设性破坏,来自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就是认为低矮破旧、苟延残喘的老院,饱经沧桑、满脸皱褶的老脸,功能缺失、狭窄弯曲的老巷等等,都是城市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包袱,花钱保护,成本昂贵,代价巨大,得不偿失。在利益的比较与权衡中,向文化遗产挥起了“屠刀”。这实质上是把“珍珠”视为“垃圾”,“老”是资本、资格,“老”是漫长岁月留下的年轮,是风雨雷电留下的残迹,是朝代更替留下的印痕。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历史价值、美学价值、认识价值、科学价值,而且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世界上不乏以文化遗产发展旅游产业成功的国家和城市。日本的京都、奈良,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除了文化旅游产业以外,凡乎没有其它什么产业。文化旅游产业富了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座历史风貌完整的古城,价值连城,胜过黄金,是昨天的辉煌,今天的财富,明天的希望。大同在名城古都的保护中,孕育着一个文化旅游大产业的发展战略,文化名城、旅游名都、生态名邑、经济强市四位一体。文化资源永远不会枯竭,在保护中发展,可永续利用,持续不断创造价值。文化遗产资源是一个城市最为宝贵、最为独特的优势,它是文化理想的旗帜,历史情怀的表达,民族精神的象征。站在名城古都,就是站在伟大与神圣的脚下,子孙后代可以从它身上不断汲取更多理想的养分、精神的能量和文明的情愫,可以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名城古都可以名大同、富大同、兴大同。以中国古都为龙头,以文化名城为主体,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云冈石窟和国家风景名胜区北岳恒山为两翼,以此形成的大同文化旅游产业大格局,一定会展翅腾飞,创造喷涌而出的社会财富。
         六、从个性泯灭走向特色张扬,以更突出的魅力去彰显名城古都保护的价值
         全球化带来城市发展的趋同化,导致“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的特色危机。大同力求在大规模的急速的城市化运动中,不被平庸的浪潮所淹没,张扬自己的个性特色,走以“特”领先,以“特”取胜之路。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而特色的基础又在于文化。文化特色既是城市景观中极具活力的视觉要素,又是构成城市形象的精神和灵魂。大同古城经过上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优势,这是大同最高贵的价值所在。从官衙王府、寺庙宫观、雕塑石刻、壁画造像、民居街巷,到传统技能、风俗习惯、民间工艺、戏剧表演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夜以继日地诉说着城市的历史和变迁,承载着城市丰富的文化记忆和信息,赋予城市独特的文化面孔和文化价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震撼。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城市中的重要物质文化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文脉与传承,横向地展示着城市宽广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特的个性。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不同的城市所具有的不同的历史文化特征”。[4]文化擦亮城市面孔,特色打造城市品牌,思想决定城市战略。“一轴双城”的个性和特色,将成为大同城市的真正魅力和核心竞争力。
         一座饱经千年沧桑的完整古城,延续着曾经的辉煌,传递着历史的回响; 一座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新区,熔铸着时代的精神,塑造着城市的品格。这就是在名城古都保护下用文化打造的大同。大同在历史的迷雾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坐标。中国古都,天下大同,一个文化和精神的高地,一个充满文化自信,阔步走向未来的理想城市。
         参考文献:
         [1](美)刘易斯•芒福德著,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 技术与文明[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R].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3]冯骥才. 城市为什么要有记忆[EB/OL]. (2006-10-11). http://blog.sina.com.cn/fengjicai
         (本文作者耿彦波 时任山西大同市人民政府市长)

名城古都保护复兴之路的探索与实践

发布时间:2013-11-15     来源方式:原创

上一篇:

下一篇:

文化创意唤醒千年古城
南阳古城历史街区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初探
Powered by CloudDre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