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
   下午好!我发言的题目是“古城的保护与其可持续发展不应忽视历史文献的研究”。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题目,并不是因为我是从事历史文献学教学和研究的,而是曾经碰到过有关的问题,也因此有过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思考。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也是世界上最具有历史意识的文明。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当中,不仅留下有极其丰富的古城遗址、遗存,而且还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与古城有着直接、间接关系的历史文献。应该说,物质性的、实物性的古城遗址、遗存与文本性的历史文献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古城的遗址、遗存在古城的复原、重建和保护的过程当中以其原始性、直观性而具有文本性的历史文献所不能替代的作用。马克思说:“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判断已经绝迹的动物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资本论》第一卷,第204页)同样古城作为古代文化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古代社会及其物质、文化形态,在认识古城、保护古城和保持古城持续发展的工作中中,也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然而,古城在经历岁月的沧桑之后,一是留给我们后人的往往只是一些不完整的遗迹或残骸,二是作为遥远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的遗存产物,其文化精神早已和今天的社会远远脱离开来,从而使我们今天对于古城各方面的文化意蕴的认知与理解因时间而产生隔膜。惟因实物遗存性的这些局限性,我们今天谈古城的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借助文字记载。如果说物质的古城遗址、遗存是我们古城过去历史的一个个孤立的音符,那么,历史文献就好比是组织各个音符的旋律,孤立单一的音符,只有在整个旋律的组织下,才能使音符获得生命和灵魂,才能形成完整的乐章,才能打动人。
   关于文献,大圣人孔子是这样说的,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这是见于中国古代典籍记载中最早的关于“文献”的概念。其中,文与献又分代表两方面的内容——“文”指典籍;“献”指贤人贤才,特指那些博学多闻、熟悉礼仪掌故的人。古人对于文献的认识,充分说明了文献对于了解在时间上具有一度性的客观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样,这种不可替代的作用表现在古城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事业中,也是十分重要的。
   注意历史文献的研究,在古城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事业中的作用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文献研究是开展古城保护(包括古城及其附属建筑遗址的修复)事业的基础。
   古代城市或城镇,无不历经无数的历史沧桑,其曾经的辉煌,即使不是遗迹荡然,也大多是仅存残垣断壁面目难辨了。因此,在确立、规划古城保护工作之前,细致缜密的历史文献调查研究必须作为首先要开展的工作。开展古城保护工作之前的历史文献研究、调查,不仅可以提供必要的工作线索,使之有章可循,找到保护及修复的定位,而且也能保证我们日后的保护、修复工作不闹笑话,贻笑大方。现在古城修复中出现的许多时代错位的笑话,相当一部分的原因是忽略了事先的历史文献的研究。
        第二,历史文献研究可以重新找到旧古城原有的文化灵魂,在赋予古城保护工作灵魂的同时,还可以将古城文化的灵魂,贯注于日后古城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当中,使古城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工作不断开拓出新的资源。因为古城的遗存仅仅是孤立的默默的存在,并不能向我们重演那个久远时代活生生的人的故事。而历史文献则不同,它可以告诉我们古城中生活的人的故事,既包括战争、商贸,也包括生活与爱情。不断发掘、利用历史文献告诉我们的故事,循着古城实物的遗存,我们就可以开展诸如古战场游、古礼仪活动游等类似的活动,在古城获得灵魂的同时,也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一定程度也促进了古城的可持续发展。
        可以说任何一座古城,都有大量与之相关的历史文献,尤其是有丰富的可资利用的方志文献。这是我们开展古城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事业的有力条件。但我们必须学会利用它。我想,北京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的这个“守望古城”丛书,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发掘、整理历史文献的机会,所以我衷心希望这部丛书能够顺利地完成出版,从而给古城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的条件。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历史文献与古城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方面,近代史学大家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可以说具有可资借鉴的方法论的意义。
        所谓“二重证据法”是近代史学大家王国维,在研究中国古史的过程当中,吸收西方近代史学、考古学方法,结合中国古代学术传统,而提出的重要方法。其方法,是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古史新证》的讲义中提出的。讲义中王国维说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而其方法的简要说明,则可用陈寅恪一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相互释证”而概括之。(陈寅恪文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之《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在我们的古城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事业中,王国维所谓的“二重证据法”不可不谓是一种有益的指导思路和有效的方法。
       (本文作者向燕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古城的保护与其可持续发展不应忽视历史文献的研究

发布时间:2013-11-15     来源方式:原创

上一篇:

下一篇:

山海关区“六动”战略助推古城繁荣发展
世界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丽江古城案例
Powered by CloudDream